挂名作品屡禁不止，少不了流量逻辑的助推。
▲《家徽》作者的问题，已经成了余华的一块心病。图/红星新闻
文 | 江城
“《家徽》不是我写的！签名假的！”余华一个月内两次打假上了热搜。
据央视新闻报道，余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要问一下AI，“请告诉我散文《家徽》的作者”。直到AI回复“散文《家徽》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成中”，才略感心安。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余华发现有大量文章把散文《家徽》归于他名下，其实却是湖北作家胡成中1995年发表的作品。
然而，在网络上却不断以讹传讹，甚至有电视台把《家徽》当作余华的代表作，邀请他参与节目。类似错误，还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。
对胡成中来说，这当然是一种不公。对余华来说，这同样是一种困扰：一篇自己从未写过的文章，却要一次次解释、澄清，避免掠人之美。
吊诡的是，余华从2017年就开始澄清，到现在已经9年。从常识来说，解释一次就已经足够，然而这似乎作用有限，假信息依然层出不穷。这也让余华十分无奈，“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”。
这背后或许是因为假信息的体量，早已超出了个人辟谣能力的上限。平台同质化信息的复制粘贴，算法推荐的助推，让一条错误信息只需被传播一次，就能在无数账号、无数平台上同步繁殖。这也让余华的辟谣努力，显得形单影只。
事实上，遭受类似苦恼的也不止余华。2022年，莫言也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《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》，集中辟谣了一堆挂名作品和金句。此外，像白岩松、杨绛、屠呦呦等名人，同样遭受过各种伪作依傍的烦恼。
这些，都指望作者本人去努力，显然不太现实。更何况像鲁迅、张爱玲等已过世的作家，连自证的机会都没有，难道就只能任由“拿捏”？面对这种信息乱象，恰恰是平台应该站出来的时候。
这些挂名作品屡禁不止，少不了流量逻辑的助推。对平台而言，一条署名“余华”的作品所能带来的点击、转发，显然高于一般作家，也更容易被算法所判定为“优质内容”，进而获得更多推荐位。
换句话说，以流量为主要标尺的平台，某种程度上是挂名催生流量的“受益者”。
比如，余华也提到过一个案例，即某平台在售卖他的假冒亲笔签名书，高达168元。这背后的利益链条，或许才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。造假者当然是不当牟利，而流量分发的平台客观上也在“抽成”，无论有意无意。
因此，平台更有义务进行内容清理，而非“无解”。比如，对涉及知名作家、名人姓名的内容，进行更严格的筛查、审核，避免虚假信息流传。对“签名版”“亲笔本”一类商品，则需仔细核对货源与授权证明，重点防止冒名产品收割读者。
此外，平台对虚假信息高发的名人，也应当及时更新信息，及时采纳本人的公开声明，并同步升级既有数据库和审核机制。
比如，余华已经多次声明，平台就该把这类“官方声明”当作可检索、可调用的核验数据源，而不是任由其淹没在信息流里。像北京鲁迅博物馆也曾上线“鲁迅说过的话”检索系统等，这些公开数据库，也可以直接嵌入到平台审核机制之中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AI的发展，这类挂名内容很多时候源自AI抓取网络信息时产生的“幻觉”。余华的应对方式恰恰印证了这一点：他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问一次AI“《家徽》的作者是谁”，这就是一种“AI检测”。
这意味着AI企业同样要建立防范机制，针对被证实的虚假署名信息，建立“负面清单”机制，避免模型持续从被污染的语料里学习错误关联；对于当事人已公开、反复声明过的辟谣内容，也该优先采信为高权重信源，尽可能杜绝出现“幻觉”。
总之，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打假不该是作家个人的孤军奋战，整个互联网生态——无论是信息的生产者、分发者、提炼者，都该拿出有效的应对办法，共同为“署名真实”兜底。
撰稿 / 江城（媒体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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